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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追求的历史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
作者:马光霞 孙力  发布时间:2019-06-17  查看次数:    

 美好生活追求的历史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
 
 
马光霞   孙力
 
 
〔摘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思考,是同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第一次为美好生活奠定了正确的社会制度。俄国的十月革命树立起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性丰碑。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好生活的制度建构,即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产物和最伟大的成就,同时也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奠定了与之相契合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1-0066-11
 
 
              一
  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动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景,它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行,不断发挥着引领人类社会的功能。
  从人类社会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的最早形成来看,美好生活就是其核心内容。人类最早的思想体系对美好生活的阐释,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美好生活是同一定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的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对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这如同是人类生存中对火的发现和使用,照亮了探索的征程。此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思考,都同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建构联系在一起。
  轴心时代最早产生出关于人类社会的系统思想体系,可以说就是围绕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展开的。中国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思想体系,国外以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创立的思想体系,最为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同他的社会秩序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社会秩序以“礼”为支柱,以“仁”为追求目标。认为礼是治国的根本方法。“礼”的核心是等级秩序,最根本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国家就治理好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克己”就是要管理好自己,守好自己的本分,这样“礼”的秩序就维持好了,社会就和谐美好了。所以孔子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是同特定的社会秩序相关联的。孔子最推崇的社会秩序是周朝,所以他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 (《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泰伯》)他希望用东周的社会秩序来治理和安顿天下,实现其社会理想。
  古希腊有师承关系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理想社会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强调知识对于生活的作用,因此要由有知识的人来管理国家,才能建构美好的社会。这一思想对柏拉图产生了很大影响。柏拉图进一步提出了“哲学王”的思想。他在《理想国》中明确指出:“国家与个人,不经哲学家治理绝无希望可言。”〔1〕柏拉图把社会秩序的维护归结为每个人信守好自己天生的等级和本分。认为神创造了三种人,即金质的、银质的和铜铁的人,他们分别适合做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注意自己的事而不要干涉别人的事”,〔2〕整个国家就能够实现正义,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3〕
  亚里士多德对理想社会的重大贡献,是把美好生活同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他从“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4〕出发,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他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是研究城邦生活——这一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城邦即国家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美满幸福”和“优良的生活”,因此,要寻求一种良好的城邦制度。亚里士多德是社会制度研究的鼻祖,也从此开启了理想社会制度建构与探索的历史征程。
  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是逃避现实,即使是想超越世俗的生活,即使是想与世隔绝,实际上都潜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宗教领域就是典型的例证。尽管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宗教,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存在一个彼岸世界的美好生活,无论把它叫做“上帝之城”,还是叫“极乐世界”“天堂”等等,都是宗教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描绘,这对于增加宗教的吸引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一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对美好生活认识也不断深入,其追求也在不断攀升。随着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其知识积累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无论是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是对自身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都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系统。马克思曾经作了一个精彩的评论:“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被发现了: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欧洲各国政府企图在确立国家间均势方面运用这个结论,当然带有实践的最初的肤浅特点,不过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5〕
  从理性和经验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近代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来说,第一个里程碑是以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莫尔以设想的乌托邦岛为依托阐述了他的社会理想。莫尔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设计了美好生活的社会制度,并将其置于公有制的基础上。乌托邦是一个财产公有、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参加劳动、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实行按需分配、劳动者地位平等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理想社会。
  如果说,轴心时代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好生活与社会制度不可分离,那么,莫尔的乌托邦就意味着已经认识到:社会制度是决定人类生活状态的关键因素,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美好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而且他把握了社会制度中最根本性的内容,如生产资料所有者问题、分配制度问题、民主参与的问题等。
  这是马克思所讲的“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后取得的伟大成就,由此,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和建构,成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核心内容,其中,社会主义运动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进入十九世纪后,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被称为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6〕
  称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并不是指他们没有进行社会实践,而仅是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特别是欧文,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1800年他接管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工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废除惩罚条例、取消童工、采用新机器、增加工人工资等等,使整个工厂的面貌焕然一新,新拉纳克工厂成为一个有2500人的模范移民区。1825年欧文在美国用15万美元购买3万英亩土地,宣布名叫“新和谐村”的公社在此组建,申请入社的人数很快达到1000人。尽管实践最终没有成功,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二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第一次为美好生活奠定了正确的社会制度。
  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是由两大基石奠基的,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方法论过程中,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仅深入了解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知识,而且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人类社会第一次有了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表达唯物史观的精彩文字: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
  唯物史观的确立,提供了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的方法论,由此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正确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才能够真正找到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和制度。
  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也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特别是其资本的运行逻辑。剩余价值学说也被马克思所发现。 
  1847年7月,马克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哲学的贫困》。马克思用科学的方法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指出: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也就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8〕科学地证明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历史关联,它正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在以个人交换、劳动价值转化为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就根本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同时,马克思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实现问题。
  马克思在书中驳斥蒲鲁东认为强制实行等价交换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时, 批判了蒲鲁东把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商品”的价值相混同、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和“劳动商品”相混同等谬论, 阐述了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独特见解:“等量的劳动时间的交换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 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一样。”〔9〕他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正是建立在“劳动本身就是商品”〔10〕的基础上, 即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 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们要买它呢?由于人们认为劳动中隐含着价值。”〔11〕他指出,正是“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12〕,使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比“劳动”本身的价值要大, 其中的差额(实际上是剩余价值)即以利润形式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后来, 马克思对此评价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在我的1847 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3〕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地把《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并列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14〕。1847 年底,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名演讲, 更全面地分析了“劳动商品”, 第一次把剩余价值理论问题公布于世。在演讲中, 马克思不仅说明了“劳动”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商品, 而且还揭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后面。马克思指出:“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 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 即工人的生产活动, 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 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15〕恩格斯在 《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说,当时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6〕。
  可见, 尽管对剩余价值学说严格的科学论证是在《资本论》中最后完成的,但剩余价值的秘密已经被揭开了,剩余价值产生的逻辑也已经弄清楚了,已经能够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和阐释社会发展规律了。
  剩余价值学说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对此,恩格斯有过明确的阐述:“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7〕
  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使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入新的纪元,最根本的就在于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追求美好生活。
  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此,人类的生存状态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之上的。然而,“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18〕,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9〕。由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对此做了精彩阐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0〕
  所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定要把握客观规律,使生产关系以及在其之上的上层建筑,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够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使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呼唤出了巨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1〕但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不能够驾驭它所呼唤出的生产力了。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共产党宣言》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和改造,是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推翻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打碎其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目标。
  把握“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就是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同无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联系起来,同社会主义制度功能的发挥联系起来。
              三
  俄国的十月革命树立起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性丰碑。
  列宁领导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并迅速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付诸于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前所未有地迅速提升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展现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前所未有的崭新格局。
  苏俄在十月革命前是一个西方的落后国家,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1/8,法国的1/4,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主要机械工业产品靠进口,文盲占总人口的2/3。〔22〕从1926年到1941年,苏联执行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7.5倍,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40倍,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化强国,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23〕
  苏联的进步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甚至对现代化的西方大国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美国学者曼彻斯特在他记录美国实录的名著《光荣与梦想》中,记载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苏联在美国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有一次最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征的竟然达到10万之众。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司机、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教师、牙科医生等等,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24〕
  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展现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无可比拟的强大能力,使资本主义制度相形见绌。据统计,1955年—1988年,在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共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占民族独立国家总数的59%。〔25〕几十年后,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的书中感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已有10多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26〕西方国家受到强烈冲击,布热津斯基说:“在整个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后,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结果是“几乎把20世纪变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为主的时代”〔27〕。
  然而,美好生活追求的制度基础是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并加以模式化确立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苏联领导人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确立起来,认为其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按照这一模式来建构。斯大林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时说:“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28〕
  由于苏共的这种思想指导,以及它作为第一个,而且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同样如此。毛泽东明确谈道:“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29〕邓小平也谈道:“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建立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的。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曾经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著名的现代化专家、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谈到中国:“1952年—1976年,全部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上……本世纪中叶以来着重主张速度可谓是惊人的。”“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从1952年的153美元提高到1970年的275美元……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缺乏而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挺了不起的。”〔31〕
  然而,实践证明,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建构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在发挥了特定的历史功能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机制越来越不适应于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使之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发展困境。以苏联为例,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到1988年下降到64%;而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0年约为美国的40%,只比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这一指标的39%高一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苏联的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34.96%。〔32〕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苏东剧变决不是偶然的,当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优势以后,其生存的空间就被大大地压缩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没有走上苏东的老路,最关键的在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塑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
  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   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3〕邓小平明确地将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认为“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34〕这样一种转变,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冲破思想禁锢的藩篱,在制度创新中推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开启了社会主义确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
  其中堪称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历史性丰碑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很清楚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应该实施计划经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很清楚地谈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5〕“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6〕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崭新里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速高达9.3%。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2%,仅次于美国。经济结构更加具有现代性。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产结构的比例分别为7.9%、40.5%和51.6%,第三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人民币,仅为同期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是当时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而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59660元人民币(近8800美元),〔37〕已经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承认中国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威廉·柯比所说:“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有着最为悠久的连续文明。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模式界定了文明的意义。中国已经在引领全球。”〔38〕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好生活的制度建构,即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入了新时代。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推动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深化发展,它最主要的运用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后的一大理论创新。主要矛盾的提出深化了基本矛盾的分析,它架起了深藏在社会发展背后的动因与现实的社会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行为之间的桥梁。中国共产党对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后,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对于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迅速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的时代跃升。
  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决定了工作重心的正确把握。总体上来说,无产阶级政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领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即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推翻旧的社会制度铲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 → 建构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 →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 →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向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迈进。
  实际上,在无产阶级政党推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不同,即要解决的主要时代课题不同,所以文明进步的主要体现是不一样的。
  主要矛盾定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宏观的历史来看,意味着制度改造和制度建构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制度的完善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就是瞄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努力;意味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意味着新时代将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并引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
  其二,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谱写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新篇章。人民的利益至上,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崇高品质和根本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性:“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39〕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谱写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新篇章尤其精彩地体现在全面小康的建设上。全面小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它不仅仅体现人类现代化意义上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在于它创造人类现代化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即较高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的公平和公正。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国家在财政专项投入上每年有30%以上的增长,中央财政五年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800多亿元,省、市、县这三级也同步大幅度增长。李克强总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财力紧张情况下,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391万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天下公平,教育为先。在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教育成为越来越影响人们生活状况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发展也显示,教育不公平,是现代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推手,教育的基尼系数对社会分配基尼系数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由1万人增加到10万人。加大对各类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力度,共有4.3亿人次受益。致力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大大提高了乡村教师待遇。对贫困乡村实施的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600多万农村学生。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5年。
  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极为精彩的体现,是中国对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性贡献。
  其三,完善社会发展布局,促进美好生活的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基础。美好生活具有丰富内容,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涉及到方方面面并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追求。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描绘过人的需求分布和层次变化的状况,他将人们的需求划分为五层次,最基本的是生存的物质需求,继而逐步提升,直至自我实现的最高需求,即满足自己的最高理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已经对人的需求作了唯物史观的精辟阐述,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0〕
  因此,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或者说基本领域。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按照人们的这些追求去推动社会发展,使人民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来推动社会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美好生活需要。由于新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需求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定,以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即要努力解决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中共八大以后逐步偏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想以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社会发展,从而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这一认识的偏差到改革开放得到了彻底的纠正,最根本的就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翻开了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布局的调整和完善,是同人民群众需求的逐步满足和逐步提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初期得不到改善的状况,我们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中心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1〕他还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42〕
  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同时,邓小平和党又进一步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3〕
  随着物质文化需求满足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需求必然越来越鲜明地凸显出来。三大文明建设的方针就是这一社会发展的产物。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这一科学概念。在2001年1月10日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他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44〕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
  “四大建设”同样也是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群众需求提升的必然产物。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建设的思想越来越明晰地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的阐述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对未来发展目标的阐述中,将“社会更加和谐”〔45〕作为新增加的内容,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目标并列,体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重大布局的新思考。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了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四大建设的宏观布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在生产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得到越来越大的提升,而人和自然界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地凸显出来。应对这一挑战,可持续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命题,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要求和措施。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之一,形成了所谓“五位一体”的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并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远大目标。
  “五位一体”的社会发展布局,适应了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的生活的当代追求。
  其四,实现发展理念的时代升华,为美好生活提供强大的社会发展支撑。从根本上来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要把握好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最核心和经典的揭示。当然,这并没有终结发展规律认识的道路。对社会发展在各方面以及不同层次上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入。
  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理论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从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问开始,到对时代主题的揭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等,发展的核心内容鲜明凸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入破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理论和实践不断前行。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更为广泛和更为集中地凝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其精彩的体现。
  五大发展理念既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基础,也是以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现代化进程为基础提炼的发展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科学方法论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思想借鉴的成果。
  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放在首位,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念的鲜明特色,从思想谱系上看,它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分析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要把握好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才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社会革命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问题,通过革命,实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协调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继承和深化。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却无法做到社会的协调发展。马恩批判资本主义不可摆脱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极端表现。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协调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是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这一本质,就是要解决自古以来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着重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思想和举措。这是中国对协调发展重心的把握,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更宽阔的视野看,它也是对现代化中作为普遍症候的不协调发展的一种应对。把协调发展凸显出来,标志着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绿色发展的理念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一基本原理,也借鉴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成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一。党的十九大更加深刻地阐述了绿色发展理念,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6〕
  追求绿色发展,是人类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新取向,是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的根本性变革,也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绿色发展的阐述和探索,必将对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宝贵的贡献,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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