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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路线”概念溯源及其演进逻辑
作者:杨彬彬 马玉婕  发布时间:2019-06-17  查看次数:    

 “思想路线”概念溯源及其演进逻辑
 
 
杨彬彬  马玉婕
 
〔摘要〕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其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的演进给党自身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治理的历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鲜明地反映着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之间的互动关系,思想路线的历史命运不仅影响认识的深度、实践的效度,还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深度、发展的进度、稳定的程度。思想路线的与时俱进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并不断以理论彻底性的自觉推进思想路线的与时俱进。
〔关键词〕思想路线;概念;演进逻辑;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1-0046-07
 
 
  思想路线的本质是认识的方向、原则、路径和方法。党的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不仅指向形成科学的认识,还指向将这种规律性、科学性、客观性的认识转化为广泛的实践,从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构建起价值衔接机制,实现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进一步深化对思想路线的认识和推进思想路线的与时俱进对于接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价值。目前学界关于思想路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思想路线”概念源流考证和内涵演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研究不够深入。立足于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深入研究思想路线的相关问题,有助于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中实现发展与反思的深度融合,以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以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良性互动不断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一、“思想路线”概念演进的历史进程
  
  党的思想路线,或称为“党的认识路线”,是关于指导党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原则、路径和方法。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不仅思想路线的内涵经历了一个制度化历程,而且思想路线的精髓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自十二大以来,我们关于思想路线内容的表述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1〕,而思想路线的精髓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十八大开始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2〕的表述。随着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对认识规律本身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思想路线仍在包容性、开放性的发展之中。
  (一)“思想路线”概念的缘起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追溯“思想路线”概念的缘起,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考察是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列宁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是在1907年的《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案的修正意见》中,指出“一项决议案不应当规定允许做什么或禁止做什么,而应当指出政治思想路线”〔3〕,当然这里还是提出的“政治思想路线”。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是在1911年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指出,“选举运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是这个运动的政治内容和它所反映的思想路线的问题”〔4〕,在这里指出了思想路线是选举运动的原则问题。而根据《列宁全集》(第二版)检索的结果,在1914年《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中再次提到“思想路线”〔5〕之后,再未提到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路线及其内涵。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也未曾明确这一概念及其内涵。
  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经验。任何一个概念和命题的提出总是对应着社会的需要,而这种概念或命题能否满足以及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则成为检验概念或命题真理性的标准。“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及内涵的丰富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治理进程中实现的,正是这种社会历史需要的存在为“思想路线”的初创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审视“思想路线”的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并不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发产生的,而是在经历了国民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的洗礼之后,在与“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也表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特殊历史的产物,虽然具有一般性价值,但是在特殊性甚至个别性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思想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所有共产党的共同思想,因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正是认识论上的这种批判性、革命性、实践性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方法论,也为党的“自我革命”并引导社会革命提供了思想原则和路径指引。“思想路线”概念提出和内涵演进,一方面,体现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道路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接续推进的自觉性、历史性、必然性。
  (二)“思想路线”概念的形成
  “思想路线”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经历了一个概念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实现了规范化、稳定化和成熟化。从党的建设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关于思想建设的内容重点突出了思想理论层面,没有充分认识到思想方法、原则等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思想原则、方法与思想内容不可割裂,思想的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是思想价值转化的重要条件,并且思想路线的科学确立本身就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党内首次提出“思想路线”〔6〕概念的是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潮时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这是在国民大革命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转换之后,并在“左”倾错误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确实践的比对中,在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反思和批判中思考认识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成果。在对“思想路线”概念化之后毛泽东不断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在党的历史中逐渐实现了制度化。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进一步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在分析中国革命实际时,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这本身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自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结果。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中国共产党科学思想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9〕,在从哲学认识论阐释思想路线的同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结合起来,既界定了“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将“实事求是”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重新阐释,融合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路线精髓的民族性,增强了思想路线的传播力、认同力和影响力。
  关于思想路线的命名在党的历史中出现过不同的提法。改革开放前,在毛泽东著作中出现过两次直接使用“思想路线”的概念。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中共出现5次,其中任弼时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的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提出“正确的思想路线”〔10〕、“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11〕。在“思想路线”的创立阶段,重点突出和阐释了思想路线的科学性质和主要创立者,旨在通过与错误思想路线的对比,以此确立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基本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的提法具有多样性,在《邓小平文选》中出现36次,先后出现了“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12〕、“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13〕、“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14〕、“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15〕、“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6〕、“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7〕等提法。从概念表述的变迁中可以发现思想路线从形成、确立到重新确立的基本逻辑,尤其是给“思想路线”加上不同的定语,本质指向相同,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初期,重点突出了思想路线的实质,而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对“思想路线”的表述逐渐规范化。
  (三)“思想路线”内涵的发展
  关于思想路线内涵的发展,集中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其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中的阐释。“思想路线”在《邓小平文选》中出现36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78年12月13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并结合“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8〕思想路线问题的重新高度重视是由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不仅是思想认识的方法自觉,也是破解现实问题的路径自觉。
  思想路线内涵经历了一个内容完善和话语规范并实现制度化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将其总结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9〕。在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表述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0〕,对内涵进行了完善并为其实现制度化提供了基础。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表述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21〕。关于思想路线内涵的表述在十二大党章中实现了制度化,并且这种表述延续至今,而从概念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来看,实事求是始终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和实质。
  通过对十二大至十九大党章历次版本的检索,这一表述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十二大首次将党的思想路线写入党章,都是从党的建设基本要求的层面进行阐释的。党的建设基本要求从十二大党章的三项,即“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22〕,发展为十四大党章的四项,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23〕,并延续到十八大党章,只是其中关于思想路线精神实质不断加以丰富,十六大党章修改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八大党章进一步修改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十九大党章则将党的建设基本要求总结为五项,在既有基础上增加了“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从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内容演进的角度可以发现,思想路线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而对思想路线的接续总结反映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也反映出对思想路线内涵认识的深化。
  关于“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三次提到“思想路线”问题,十二大报告提到两次,十四大报告提到三次,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分别提到一次,其他党的代表大会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均对思想路线进行了阐释,并不断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赋予其新的内涵。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4〕,并在党章修正案中加以确认,实现基本内容的规范化表达和制度化确认。十三大报告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5〕,作为首要观点与其他论点一起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26〕,将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基本论点的同时突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十四大报告将其表述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7〕,并开始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概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党的法宝。十五大报告从思想精髓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28〕,并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29〕视角强调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突出了思想路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突出价值。十六大报告则从保持党的先进性视角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30〕,表明思想路线不仅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维度,对党的其他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具有普遍性价值。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31〕,突出了思想路线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抵御风险挑战的方法论意义。十八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思想路线的精髓,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32〕。十九大报告在思想路线内容表述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3〕,表明了思想路线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为进一步深化思想路线提供了阐释空间。
  “思想路线”在完成了概念化和制度化之后并不意味着固定化,其内涵仍在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思想路线”概念确立的过程、内涵丰富的过程和精髓深化的过程,体现着党的建设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思想路线”的演进不是纯粹思辨的结果,而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的实践中深度互动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思想路线”概念演进的动力条件
  
  “思想路线”概念形成与内涵演进有着复杂的历史动力条件,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思想斗争,也有对鲜活实践的积极回应,还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思想的演进也是多重历史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党的思想路线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形成、发展、完善并不断创新的,在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但是实质和要义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而根据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体现着回应实践需求多样性的自觉。
  (一)历史经验总结的结晶:历史逻辑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选择“以俄为师”作为救亡图存的道路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经过不同阶级阶层仁人志士探索实践之后,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命运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背后就有着朴素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自觉。这种自觉的产生是在工人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阶级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上,在十月革命给中国先进分子提供方法启示基础上,逐渐探索形成的。但是这种探索具有复杂性和艰难性,在“欧风美雨”冲击下造成中国在碎片化分裂中产生了不同的思潮,而不同阶级阶层由于自身固有属性对革命道路也存在主体差异性,即使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倾向,集中表现为思想的不统一,深层次的就是认识方法的差异性。因此,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尤其初期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认识方法的僵化造成了认识结果的主观化。经过成功与失败的现实教训和党内的思想争辩之后,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也是实践推进的必然结果。在科学思想路线的引导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也没有照搬既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和“以苏为鉴”的方法自觉和思想自觉指导下开始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后来偏离了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方法,导致了“文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并发展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以科学的方法对党自身历史进行反思,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纵观党的历史,思想路线的命运与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命运休戚相关,历史逻辑深刻阐释了思想路线确立、发展与创新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二)思想理论发展的自觉:理论逻辑
  思想路线的概念化和制度化是党的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党的早期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就是用在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成果的革命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而在思想方法上就会遇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区别造成的分歧。因此,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初期往往把马克思个别论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具体做法作为实施方案,造成了一些政策、策略脱离中国实际。而经过思想路线的提出与发展,思想方法上实现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思想认识的过程就可以积极克服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4〕,思想方法的自觉是思想成果自觉性的前提,思想的自觉构成政党文化自觉的基础并为实践提供科学革命理论,文化自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蓬勃发展,也为民族自觉的实现和民族使命的完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指导。党的思想路线体现着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其科学性在于不是拘囿于理论的思辨中,而是以现实实践为参照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集中指向,以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的深相融合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及二者的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发展体现着对思想路线的传承,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接续创新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三)实践路径探索的原则:实践逻辑
  思想路线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要认识现实、回应实践、满足诉求。思想路线的提出和重新确立虽然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但是具有一个共性,就是廓清了思想迷雾和认知误解,回到正确认识国情和科学探索发展道路的路径上来。思想路线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思想路线的接续创新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和党内外的形势,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在坚持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历史事实证明,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才能将正确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并以正确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不断增强理论的彻底性,以彻底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以人民性为基础的价值性共同构成了“思想路线”思想的合理性,只有具备了合理性基础才能将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实现理论对人民群众的掌握。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的实践历程说明,党的思想路线的提出和重新确立及创新发展是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践科学推进的必然要求。
  
  三、“思想路线”历史演进的现实启示
  
  思想路线的概念和内涵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完善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表现,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观察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解决新矛盾的基本遵循,而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历史传统转化为现实优势。透过思想路线发展的历史进程及演进逻辑,可以发现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深层互动,与组织路线的协调配合,与群众路线的融合调适,构成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进程的内在有机系统,正是路线问题的良好解决才保证了事业的顺利推进。
  (一)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深层互动
  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35〕,思想路线不仅决定着政治路线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还决定着政治路线能否付诸实践。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并在科学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指导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对于“政治路线”有不同的话语形式,有“总路线”“基本路线”等表述,但其本质都是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的,而这一理论的形成就是思想路线基本价值的体现。十九大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对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作出了新的战略安排,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要求。对于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确立,既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制定脱离生产力发展现状及潜力的目标和战略,也不能滞后于历史阶段而制定落后生产力现状或低估发展潜力的目标和战略。前者可能因过度拔高生产力的要求而挫伤生产力,后者可能因目标容易达成而消解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政治路线的制定要坚持思想路线,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也要坚持其中的科学原则和方法,这样才能有效保障政治路线实现的效度。
  (二)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协调配合
  组织路线是实施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主体保障,“我们党强调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36〕。主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并且随着实践形势的发展变化,主体的思想观念并不是总能够确保与实践自觉保持一致,尤其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构建一支坚定实施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队伍尤其是领导队伍至关重要。当然,组织路线的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接续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就是通过将党内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及坚持党的建设的不同维度协调互动,共同指向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强化了党的组织路线,并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坚持提供了主体基础。在十九大报告关于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尤其是突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7〕,这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保障,也在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党的建设是一个互动调适、共同作用的完整系统。
  (三)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融合调适
  群众路线一贯被认为是党的根本路线,是党“全民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38〕的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群众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与历史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党的性质、立场和价值取向。思想路线本身具有坚持群众路线的要求,思想路线是认识历史规律的基本原则、方向、路径和方法,群众史观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的揭示,群众史观是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过程的结果,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是群众史观的必然要求。我们不仅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创造其主体价值,更应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际,深刻认识到坚持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本质统一性,以理论自觉、实践自觉积极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成为最广大人民的主体自觉,使得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得到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在最广大人民中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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