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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与国际传播
作者: 朱玲玲 蒋正翔  发布时间:2019-06-17  查看次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与国际传播
  
  
  朱玲玲 蒋正翔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内涵、要义和实现路径在发展中不断明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表达,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理论,扬弃和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要在战略和战术上同向发力,使其成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1-0011-09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自身发展需要,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述,引起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各主要政党、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从达沃斯论坛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再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重要场合深刻阐释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内涵、实现路径。”〔1〕他多次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回答了中国外交何去何从、国际秩序如何构建以及人类未来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担当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体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与此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追问,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深入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考察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3〕 
  第一阶段:发轫和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到2015年9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4〕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5〕这段讲话由此确立人类文明走向的新航标。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和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中,分别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有报道指出,在这个阶段,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62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作了相应的阐述。〔6〕 
  第二阶段:丰富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可从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起,直至党的十九大。在这个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备受各国政界和研究界重视。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7〕“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8〕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核心思想,立刻引起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G20集团首脑第十一次峰会致辞中表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9〕。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讲话内容极其丰富,不仅有厚实的理论阐述,还有具体可落地的政策建议,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显著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魅力和感召力。 
  梳理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先后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共同体等概念。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一次次深入阐述中国主张,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10〕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贡献者和先行者,把与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决心,转化为扎扎实实的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日益凸显其时代价值,显示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11〕 
  第三阶段:大力践行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从党的十九大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十九大报告、党章和中国宪法,成为新时代指引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指南,同时具有更多具体可行的操作路径。 
  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把它写入党章。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12〕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式被写入宪法。 
  2018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提出,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提出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八大行动”。同时,论坛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各方对此高度评价,将全力推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由此,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了更切实的路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典范。   
  我们发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在当今逆全球化思潮上扬、民粹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对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
  
  “共同体”一词早已有之,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8世纪就已提出此概念。至19世纪,“共同体”已是一个较为常用的概念,费希特、赫斯、滕尼斯等人都使用过。之后,马克思曾长期使用这一概念。自二战结束以来,“共同体”一词在政界和学界广为使用,意为由若干国家为某种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为解决世界现代性问题而设计的中国方案,要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新模式。这一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南,也是当前对外传播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价值取向,彰显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主动担当,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和衷共济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曾长期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是类存在物”。〔14〕其中所讲的“类”有两种理解,一是费尔巴哈的理解,即抽象的类;另一个是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多样性、社会化基础上的人类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共同体思想,他们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命名为“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宣言》也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经历了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然的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共同体”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包含着从分散的、地域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容。这里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共同体或是其一个重要阶段。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和深层积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和文化”“大同思想”“天下观”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事实上,“大同思想”“和合文化”“天下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标签,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和文化”为例,讲求的就是和而不同、和为贵、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在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现代社会,“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趋势、一个社会交往的基本规则,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原则。这种原则要求各国之间包容互鉴、求同存异,在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元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16〕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 
  第三,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提出了一系列独具魅力的外交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加重视推动构建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不同时期重要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又与新中国不同时期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精髓与核心表达。 
  第四,继承了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的好的原则和机制,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正如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所言,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17〕这表明,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优良传统,并在21世纪使之升华。〔18〕
  同时,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便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体系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稳定论、相互依赖、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等。这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舞台上经久不衰,但从长久而言,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平等与自由,甚至在很多地方造成无数战乱与苦难、冲突与贫困,越来越成为全球化和人类发展的阻碍因素。创新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强调要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既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和借鉴,又是对其不合理因素的超越和扬弃”〔19〕。有学者总结,“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超越了推崇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因为按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人类无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只能不断上演大国政治的悲剧;它超越了推崇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人类无法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崛起大国将与守成大国竞相逃避国际责任,从而可能使世界秩序失范乃至崩溃;它也超越了建构主义,因为按照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人类只能沿着所谓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拾级而上,最终到达的仍是体现西方价值偏好的世界格局”〔20〕。由此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实践上继承了西方开创的、先行的国际关系运行原则、机制,比如主权平等、联合国、日内瓦公约等,表现出鲜明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同时,又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合理和狭隘之处,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扬弃。 
  第五,激活了各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的优秀基因,汇聚起人类共建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首倡的,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21〕,也反映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心声。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西方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铭言,东方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及“世界同聚一个鸟巢”(泰戈尔)理念。〔2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就存在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相似主张的“乌班图(Ubuntu)”思想。乌班图思想根源于非洲谚语“umuntungumuntungabantu”(大意为:我存在,因为我们存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人与其所属部落的紧密联系和人性的仁爱宽容。作为非洲主要新兴大国,南非就将乌班图思想确定为其核心政治价值观,对外也推行所谓“乌班图外交”,倡导多元文化共存、人类共享、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理念。〔23〕还有学者指出,“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围绕《古兰经》中的‘乌玛’概念建构起来的。‘乌玛‘一词在《古兰经》中出现达 64 次之多,该词的最主要意思是具有共同特性和命运的活生生组织的存在物。”〔24〕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思想等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弘扬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激活了各国的传统文化,各国传统文化都寻求把它作为最大的公约数,由此激活了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后,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欢迎,引发世界共鸣。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11月2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第七十二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联大一委)会议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这些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得到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2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而言,在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奉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发展上,秉承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让文明互学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环境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漫长而艰苦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6〕。为此,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夯实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十九大报告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新的阐释,在“合作共赢”基础上加了两个关键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27〕只有建立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久久为功。  
  二是激发国际社会高度认同,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率先倡导的,中国应当率先垂范,带头践行。但是,只有中国一家倡导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恐怕势孤力单,孤掌难鸣,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广泛动员各国和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而其积极参与的前提是,它们充分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8〕因此,我们要加强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沟通,广泛开展对话,深入进行交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各国、造福全世界,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只有这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事半功倍。  
  三是分阶段、分步骤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在全球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非一日之功,可以探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命运共同体的网络,逐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是搭建新的合作平台,发挥好“一带一路”这个实践平台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2018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9〕此外,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平台,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利用。 
  五是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合作平台。当今人类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现实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些国际合作机制,它们在抑制国际冲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建设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比如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它们所关注的问题许多都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充分发挥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30〕同时,对于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不合理部分,要积极改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上述理论与实践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事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智慧。这就使得我们在表达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候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有助于我们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目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海外媒体高度关注、国际政要和学者积极点赞、载入多项联合国决议等等。但是,在国际舆论场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恶意曲解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猜忌,严重影响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认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严重阻碍。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国际传播普及度高,认同度低。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便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广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仅2017年,国际主流媒体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英文报道和评论400余篇〔31〕,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关注热度。但是国际社会对其认同度不容乐观。在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困惑、疑虑、排斥乃至于对抗的心理, 这种情形在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表现尤甚。〔32〕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会威胁其在全球的霸权统治,因此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如美国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在为构建后美国世界秩序奠基〔33〕。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恐慌和质疑,尤以周边发展中国家为首,担忧中国不会走出“国强必霸”的藩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充满质疑声,这些无不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广泛传播造成很大困难。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主体范围狭窄。在当今国际舆论场中,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仍然以官方性质为主体,尤以元首外交、主场外交、官方媒体传播为主,各类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有限。官方媒体的大量报道,容易被国际受众视为官方的政治宣传,极容易产生排斥心理,效果不佳。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建议 
  首先,要结合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优势讲清、讲透。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倡导国际社会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也不是旨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共同的行为体,而是在国际实践中形成利益共生、权利共享和义务共担的“共命运感”,相互尊重差异,交流互鉴,相互合作,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针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诟病”,应增加对话,架起沟通的桥梁才是相互了解,乃至取得认同的唯一出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要包容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尊重多样性,使更多的国家和行为体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来,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来。 
  其次,充分显示对全球治理中重大议题的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切不能浅尝辄止,不能仅满足于理念的传播,结合实践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故事“走出去”。近年来我国越来越主动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切实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新型公共产品,成立亚投行,建立丝路基金,实现了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加大对外“输血式”援助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自主减排,在国际谈判和国内义务履行两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以实际行动显示出中国对全球治理中重大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中要多讲中国在重大议题中贡献世界的故事,用实际行动、真实故事阐释、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核。 
  再次,因地制宜,因国施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中,涉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和价值观,因此不能一份讲稿打天下,更不能单向说教,应加强对不同国家受众习惯的调研,注重与不同国家受众的双向交流,了解受众国自身类似的话语体系,多用受众容易理解的话语方式,采用鲜活事例和通俗的道理,融通中外相似概念,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34〕,切实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南非的乌班图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通之处颇多, 中国应该多了解乌班图思想的内涵和话语,表达对乌班图思想的理解和认同,主动学习借鉴乌班图思想中的可取之处, 甚至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乌班图思想相提并论,将自我传播变为共同传播。”〔35〕 
  最后,多元主体、新旧媒体融合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主体范围要进一步拓宽, 不要局限于传统的元首、国家、政府和企业等,社会组织、社群、个人也都应成为对外传播的坚实力量,加大民间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切实开拓出多方参与的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来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平台,善于运用国际媒体和社交媒体,创新传播手段,最大限度地拓展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果。 
  由此,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要在战略和战术上同向发力,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走出去”,使其成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突破口,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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