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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作者:张学博  发布时间:2018-09-12  查看次数: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张学博
 

〔摘要〕2013年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精准扶贫阶段。这项工作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相关,因而成为目前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最为关切的工作之一。目前的精准扶贫流程却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即精准识别—精准扶贫—精准管理—精准监督的路子,具体的扶贫方式以项目化的产业扶贫为主导。然而,基于大量的调研我们发现,目前的精准扶贫存在客观主义、绝对主义、普遍主义、物质主义、资源分利等问题。贫困地区的深刻原则则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直接原因则是基层精英流失之后的乡村治理问题。长期而言,需要加强乡村教育,培育文化,让一批本土中青年农民成为乡村的中流砥柱。总之,不以简单的物质视野来进行扶贫,而是从更加广阔的乡村社会治理视角,从物质和精神文化层面进行扶贫工作,甚至把精神文化层面的工作更加重视,培育农村精英群体,才可能取得中国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精准扶贫;文明冲突;物质主义;绝对主义;精神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2-0121-08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扶贫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所面临的两项主要工作之一。从中央机关到省市县各级机关,都需要进行包县、包村进行扶贫攻坚。之前的扶贫工作更多是开放式扶贫,现在的要求是精准到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精准扶贫的理解、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精准扶贫的具体方式来展开。典型的如汪三贵、郭子毫认为:“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困难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方面”。〔1〕之所以推出精准扶贫,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扶贫工作存在大量的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我国的扶贫工作在2001年之前主要以县为扶贫目标,之后则逐步转向以村为单位,而2013年以后则进一步要求瞄准到户。“瞄准目标的转变包含了两大原因:在县域内有限的扶贫资金往往使用分散……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于贫困地区整体而言有效,但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则不太有效。”〔2〕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对贫困人口规模的人为限定形成的规模排斥……以及自上而下的贫困村、贫困户识别中对贫困群体的恶意排斥和过失排斥。〔3〕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合作社的角度对扶贫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将农村合作社视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出路。他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被视为中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路径……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强合作社内部建设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4〕学术界的大量研究从理论到实证,对于精准扶贫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尤其关注了瞄准偏离和恶意排斥问题,同时对精准扶贫的具体方式,如产业扶贫、项目扶贫、干部下乡、扶贫资金使用等具体分析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有一个缺陷,就是就事论事的比较多,缺乏宏大的视野。从物质层面的居多,很少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考察扶贫问题。
    另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则让人眼前一亮。如贺雪峰基于浙江宁波、绍兴,江苏射阳,上海,湖北秭归、武汉等地农村调研后,认为:“当前农村的贫困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题,也不是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最根本其实是教育问题。”〔5〕取消农业税本身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但同时也将乡村精英完全抛弃了。贫困的根本解决可能要放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考虑,而不仅是个收入的物质问题。乡村治理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公共产品”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则主要是由农村精英来提供。所以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关键在于农村精英的问题。这些研究都给人很大启发,但如何结合中国的三农实践,如何结合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深入。

    一、精准扶贫的主要问题

  (一)精准扶贫的客观主义原则
目前的精准扶贫,不论是概念还是具体措施和程序,如果概括在一起,可以以客观主义来概括。即目前的扶贫将贫困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从以前的贫困片区、到后来的贫困县,再到现在的贫困村和贫困户,都把贫困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可以量化和识别的物质存在。基于这种观念,所有的工作都是客观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即通过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全社会的努力,就可以最大可能地消除这种贫困现象。基于这种客观主义的原则,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就成为了需要改变和改造的对象。通过外在的资金、项目、产业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进入到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造。这里面暗含了一个前提,即不论贫困是如何产生的,都要一视同仁地进行扶贫,防止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一个贫困者掉队。应该说,对于目前贫困者中那些老弱病残者而言,这种由整个社会和国家兜底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应该说老弱病残并非目前建档立卡户中的全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界于可扶可不扶的临界点的。在目前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劳动力需求强烈(尤其是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如保姆)和流动成本大大降低(高铁的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一个健康的劳动力的收入却低于全国贫困线之下,其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子女上学(主要是高中阶段),除此之外则很可能是因为好吃懒做。对于这部分人的扶贫则很难符合正义的标准。所以对贫困有必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对贫困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造成贫困的因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因素造成的。我们的扶贫应该注意针对客观原则造成的贫困,而对主观原因造成的贫困则不应该给予扶持。
 (二)精准扶贫中的绝对主义原则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扶贫对象的绝对主义原则。这里面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认为精准扶贫的对象是绝对贫困者。其次是政府对绝对贫困者实行财政兜底。前者是没问题的,因为相对贫困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后者则似乎也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据笔者在河北衡水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调研发现,多数老弱病残者靠目前的社会保障无法真正脱贫。因为其主要贫困原因是因病致贫。而这些疾病往往是大病和慢性病,目前的新农合和低保等社会保障措施远远不够其医疗费用。现在各地采取的合作社入股等精准扶贫方式每年给每个农户的分红也就1000多块,而这些人已经无劳动能力,没有其他收入,所以靠现行的精准扶贫措施无法脱贫。如果靠财政兜底,那将需要十分巨额的财政资源。所以,单纯依靠政府,对于这些绝对贫困人口,很难实现财政兜底。要吸引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和社会组织进入到扶贫工作中来,可以考虑通过法律激励等方式,而不是由党和政府大包大揽。
  (三)精准扶贫中的普遍主义原则
    精准扶贫中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普通主义,即全国一刀切原则。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6〕在东中西部的农村,贫困的情况可以说千差万别。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贫困和脱贫与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河北地区贫困县的情况与湖北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情况可能完全不同,贵州、宁夏地区的贫困县的情形则又会与前两者大不相同。即使同是湖北省内,鄂西北农村和鄂西南贫困县的贫困情况也不相同。江西农村和湖北西部的农村的情况也大不相同。〔7〕目前全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有一个问题,就是扶贫方式同质化问题。从上到下弥漫着一个迫切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扶贫方式,然后就全国一窝蜂地模仿和推广,试图遍地开花,大干快上。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光伏扶贫项目。现在全国各地贫困县都把光伏扶贫项目当做解决本县贫困人口的重要方式,根本原因就是财政的大量补贴的存在。但是现在全国已有的光伏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类似的扶贫项目还有河南洛阳的牡丹扶贫项目、山东寿光的大棚蔬菜项目)。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早就说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才可能取得成功,但实践中,各级干部懒于创新,只追求短平快项目,急于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到学习和模仿的样板,依葫芦画瓢,取得简单而直接的效果。
 (四)精准扶贫中的物质主义原则
   第四个问题就是精准扶贫中的物质主义原则。即目前的扶贫主要是物质扶贫,几乎不考虑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东西。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客观主义原则相关,但又更加深刻。这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时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即两种文明发生碰撞,或者说商业文明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时,会对原有的社会状态产生冲击。这就是很多包村和挂职干部来到乡村社会后碰到很多基层干部的反映。很多基层干部反映,本来村里面挺好的,人民都很朴实,自从来了包村扶贫的,反而让大家不安分,大家争夺扶贫资源,乡村社会反而变得更加不和谐了。笔者在河北衡水地区农村的大量调研发现,华北地区很多农民贫困的原因还是观念保守。比如村里要搞大棚蔬菜,需要集中成片的土地,但可能某户农民正好在中间,但他出于各种原因(一种是担心土地流转之后就永久失去,另外一种是嫉妒心理)就是不与其他农户合作,使得整个大棚无法建立。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在于衡水毗邻的山东济宁等地,大棚规模就非常大,动辄上百亩,而在衡水地区超过十亩的大棚都比较少。其差别就是人的观念的差别。所以山东济宁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远远高于衡水地区。还有一个例子,比如湖北恩施、宜昌地区的乡村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比较超前,对生活水平要求比较高,对衣食住行的标准都比较高,不主张给子女留太多财产,所以存款很少,而华北地区的农村则主张节衣缩食,钱都存着留给儿子盖房娶媳妇用。所以鄂西南地区打光棍的现象比较严重。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贫困的原因多样性,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健康的劳动力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精神和文化观念层面的。精神和文化观念层面的原因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教育才可能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观念实际上很难改变,何况是在短时期之内。
    (五)“精准扶贫”中的“分利秩序”
    由于国家对于扶贫工作的重视,成为贫困县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和特殊优惠政策,这使得很多政府都希望戴上这顶帽子。这就是中国的实践,本来是一个客观的问题,但由于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使得贫困县这顶标签成为可以获利的标签。所以大家纷纷进行工作,甚至出现炫穷的现象。大量的项目下乡和扶贫资源进入到贫困地区,使得各个地方争相成为贫困县,到今天为止全国还有六百个左右贫困县。地方政府希望成为贫困县,而普通老百姓则希望成为低保户,其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出台扶贫政策的目标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缩小贫富差距。但当一种标签意味着资源时,尤其是这种标签和资源来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认定时,炫穷或者哭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尽管扶贫资源在不断快速增长,但相比现实中的需求而言,仍然表现为一种稀缺资源。此时,资源竞争就成为了现实。
     在资源竞争的同时,乡村社会中的县乡村各级干部,以及村庄中的钉子户,共同构成了现实扶贫资源下乡中的分利秩序。〔8〕在农业税取消之后,大量的农村精英阶层实际上离开了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因为乡村再也没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无法供养这些农村精英阶层。当大量扶贫资源奔向乡村之时,此时的乡村剩下多是老弱孤寡。此时,县乡干部把扶贫项目作为自己的政绩,往往集中资源于某几个示范扶贫村。到了村庄,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形。一种是留在村中的精英能够出于公心带来全村脱贫。即所谓能力模式。据笔者在实践中调研发现,贫困县的贫困村能否真正脱贫,很大程度取决于该村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是否有留在该村的村干部。但这种情况往往是该村干部年龄较大,自身家庭经济压力不大,不愿意离开村庄的情形。另外一种则是没人愿意当村干部,则少数“能人”控制了村落,与县乡干部结合形成了一个分利秩序,使得大量扶贫资源被少数人所掌握,一方面成为县乡干部的政绩工程,另一方面扶贫资源落入少数分利秩序中的人群,使得需要扶贫的人没有得到扶贫资源。严重情况是资源下乡的同时伴随着资本下乡,资本和少数公司通过寻租或者与分利秩序中的县乡村干部形成同盟,掌握和控制了扶贫资源,使得中央政府的扶贫意图完全落空。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乡村治理是依靠乡村干部这些乡村精英来进行治理的。但农业税取消之后,乡 级财政完全由县财政统一管理,村级自治组织完全失去了财力。所以笔者在上海、河北、江西、青海、河北、甘肃调研时发现,不少干部认为目前中国的村一级党组织基本处于半涣散的状态,农民再次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实际上近年来农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都是农村精英出走之后带来的农民组织空虚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近年,中央开始推动一村一个大学生村官计划,还有三支一扶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央已经意识到了基层党建的薄弱性,关注到了农民的组织问题。应该说这些政策和计划产生了不少积极效果,甚至有学者将村官计划和三支一扶称之为第二次知识青年下乡。但据笔者每年在湖北老家的近距离观察发现,村官计划和三支一扶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无组织问题,这批大学生也很难留下来,替代原来流失的农村精英。首先,大学生村官不排除有少数理想主义者,但多数是无奈之举,只是在寻找到更好工作之前的替代品。这决定了大学生村官多数是匆匆过客,还刚刚与村里的人熟悉,可能已经另有出路走人了。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即内因才是决定因素,外因是非决定因素。要想真正把农村治理得好,包括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在农村有根的本土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了解农村,而且要有能力,最好是富有体力的年轻人或中年人。
       
    三、精准扶贫前述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文明冲突

     既然贫困的原因是多样化,非普遍性的,则就要根据原因对症下药,而非一刀切。否则,精准扶贫则可能精而不准,甚至出现瞄得越准越打不准的情形。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有一个基本观点,即目前中国的贫困不是一个纯粹客观主义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普遍主义的问题,不是能完全由党和政府绝对负责的绝对主义的问题,更关键的不是一个纯粹物质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双层次的问题,甚至更主要是一个精神和文化层次的问题。基于这个结论,针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放置于文明冲突的视野中来考虑。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 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之间的交锋与冲突, 给中国乡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9〕强势的商业文明与长期封闭保守的农业文明发生交锋的时候,农民的观念和思想会本能地抵抗新的文明所包含的文化观念带来的冲击。在中国政府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进入到乡村社会,近年几乎每年都高达万亿之多。伴随这些巨量的财政资金下乡的同时,是大量的项目下乡、干部下乡,包县、第一书记包村等等。这些给农村带来的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资金和项目的进入,而是改变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10〕这些分配上的异化,再加上伴随着这些资源的公司等进入到乡村,农民原来所在的农耕文明社会被打破了平静,追求利益的商业文明的观念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农民的思想和观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生活差距(包括物质和精神文化双层次的),在两种文明方式处于相当隔离状态时,不会引起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矛盾,因为作为农民的生活和城市市民生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两者按照不同的文明逻辑在相安无事的情形下运行。农业税的取消、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还只是给封闭的乡村社会带来间接的商业文明的观念。因为尽管有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打工,但还有大量的农民依靠土地谋生,或者半农半工,就近打工。那么这些从未离开家乡附近的农民而言,他们的生活观念和精神状态仍然是基于农耕文明的逻辑。他们仍然遵循和信奉的是熟人社会和农耕文明的思想和观念。城市的商品和超市也许已经进入到了乡村周边,但是精神层面并没有对于乡村社会产生太大的冲击。但是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各种资源下乡则改变了乡村生活的平静状态。这已经不是间接的信息传递,而是直接的大量包括资金在内的利益被带入到乡村并进行分配。商业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利益为第一标准,尽管也讲究法律和道德,但是不在信奉熟人社会的逻辑,照顾亲戚朋友,而是更多地一视同仁,更多地追求利益优先。而这一套文明逻辑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的逻辑是内在矛盾。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1〕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的内在逻辑至少要求乡村内部的财产的相对平等。而在外部的直接的资源冲击下,两种文明形态和思想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中,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民间婚姻中“门当户对”的观念。实际上,门当户对更多不是财产物质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文化层面的。
    如果从精神和文明层面的冲突来思考精准扶贫,那么扶贫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均收入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农村基础设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社会保障(包括住房、医疗)的问题。所以中国的贫困问题要在文化层面予以考虑,则必须在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予以思考,通过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予以逐步解决。
       
    四、精准扶贫的现实路径

     其实  ,基层的政府官员或多或少是清楚目前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的,只是基于精准扶贫已经成为一个举国上下为之努力的任务,更为关键的是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大的项目之下获得利益,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但也有少数干部敢于说出真实情况和自己的观点。比如前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精准扶贫,不仅是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存条件,让他们经济上翻身,精神上也要翻身,即“口袋”与“脑袋”同时富起来。这个过程中,政府和老百姓需要同时发力,政府拉一把,老百姓自己也要努力。”(2016年11月4日湖北巴东县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精准扶贫中自强感恩教育的确要跟上”)。不仅是基层官员,海外学者也有人指出:目前中国最危险的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如同近年在网络火爆一时的博士返乡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中西部的农村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的问题是不同的,东部发达地区更多的是产业空心化问题,而中西部农村则更多是人口空心化问题。所以在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视野下来探讨乡村治理和精准扶贫,需要另外一种精准,即思想和文化上的精准,其次才是物质和经济上的精准。
  (一)从更宽泛的视野(文化和社会)来理解精准扶贫
从更宽泛的文化和社会的视野来理解精准扶贫,则会发现,精准扶贫的对象不仅仅是中西部农村,也包括东部地区的农村。前文已经分析,在全面奔向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贫困的根本是精神贫困,而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则是中国在快速进入商业文明过程和城镇化过程中,商业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中所带来的文明冲突所产生的附带品。所以,不论是东部地区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还是中西部农村的人口空心化问题,其实质是文明的冲突的结果。单独地看到东部农村问题和中西部农村问题,似乎毫无关系,但是从全局和更大的文化和社会视野来看,东部农村问题和中西部农村问题的根源是相同的。只不过东部农村离城市和沿海更近,所以土地比较有价值,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而且经济上能受益更多。而中西部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都前往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造成中西部地区的所谓人口空心化问题。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农业文明面对强势的商业文明,原来封闭的文化被冲破了,并且遭到嘲笑。所以贫困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更多的是精神受到鄙视。所以,这种文化和精神上的贫困的改变就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依靠教育和整个社会城镇化的逐步推进来解决,不太可能一蹴而就。
   (二)农村的乡村社会治理和农民的组织
在建国之后,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主要是依靠党的组织来展开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夺取政权,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成功地把中国农民有效的组织起来。而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之后的村、组级组织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近期的问题就是村和组的干部的问题。多数有能力的年轻人已经外出打工,使得剩下的往往要么是老的村支书,年龄偏大,能力不高,要么就是家族势力或者地痞混混之类。所以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培养出农村干部精英问题。如果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农村干部精英,则目前大量的资本下乡,则可能很快替代基层组织。甚至目前农村出现的大量邪教传播问题,很大原因就是基础干部的缺失,使得这些邪教组织开始泛滥起来。另一方面,政府完全主导扶贫工作,也可能产生帮扶依赖症。一旦政府退出,脱贫农民则可能马上返贫。所以要不断培育农村的组织和村干部,不论是返乡大学生,还是精英农民,让本地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治理农村,并带领农民脱贫,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比较现实的办法包括几种:一种是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社,由当地能人牵头,把农户组织起来一起进行生产,这样不仅可以提供生产的组织性,降低生产的风险,而且可以把农户组织起来,获得金融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另一种是鼓励开办家庭农场。另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有人来实现这些组织。一种是培养一些农村精英,吸引一些在外地打工的农村精英(包括出门打工的村干部和本地培养的大学生)重新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另外一种就是根据目前乡村中出现的农民分层,鼓励那些无法离开农村的农民成为乡村社会中心的农村精英。按照贺雪峰等人的研究,目前中国农村的一般农业地区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农户,分别是:进城户、半工半耕户、精英农民、老弱病残户。所谓精英农民就是农村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城务工经商而是留村务农的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农民及其家庭。〔12〕这部分农民是土生土长的,又年富力强,所以具备成为乡村精英的条件。但是同时,这部分农民也存在不稳定因素。首先农村土地收入存在不稳定因素。其次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流转是不正规的口头协议,因此流入土地的农民中获得的土地也是不确定的,外出务工农民随时可能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回到农村,要回土地。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随着大量资本下乡,公司和资本进入农村,抢夺了本来属于农村精英的机会,以较高价格流转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使得农村精英无法成为农村的稳定群体。所以现在的资本下乡是值得警惕的。打着各种国家政策,与部分县乡干部结盟的资本群体一旦进入乡村,就可能剥夺本来属于农村精英的机会,同时无法根本上融入当地农村,形成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所以,相比较而言,发展农村合作社,鼓励家庭农场,鼓励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培育农村精英成为村干部或后备干部,通过农村精英把乡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是能与现有乡村秩序较好结合的一条路子。相反,资本和公司如果要进入乡村,其自身的逐利性和外来性会导致其行为短期化,功利化,不利于乡村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发展。
  (三)精准扶贫务必“精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精准扶贫“瞄不准”。由于不论是之前的“扶贫”,还是近年的“精准扶贫”都是政府从上而下的主导行为,所以容易存在“瞄不准”的现象。一方面,对于目前农村中的真正弱势群体,如贺雪峰所讨论的农村中第四部分(老弱病残),现有制度的扶贫保障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大病医疗等方面,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远远不够其开销的。问题就在于目前的精准扶贫由于是自上而下的建档立卡确定扶贫对象,对于四种农民没有进行区分,分散了目前的扶贫资金。客观地说,只有第四部分老弱病残的农民才是真正需要扶贫的社会弱势群体。而其余三种农民不应该作为扶贫的对象。尤其是当前扶贫攻坚成为一种政治动员之后,前三种农民会把扶贫项目和资金作为一种资源来竞争和争取,努力成为前文所讨论的分利秩序中的一员。这种分利秩序一旦形成,则往往是那些与县乡干部熟悉有关系的人优先成为建档立卡对象,分享有限的扶贫资源。所以,一方面对于贫困村农民进行客观的调查,并且要充分培育农村精英,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才可能真正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继而才有后面的精准扶贫,从而有利于我们把有限的扶贫资源集中在那些真正需要扶持的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通过技术手段(比如淘宝等系统的消费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民的消费水平进行识别判断,从而对其真实的消费能力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
  (四)精准扶贫要有地方特色
即便是如上文所分析,整个农村贫困是文明转型过程中的文明冲突所导致,但是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还是不一样的,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华南地区的贫困也是不一样的。即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目前全国上下的精准扶贫工作,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千人一面,不断复制。从国务院扶贫办到各级扶贫办希望找到一种模式和样板,然后让全国的扶贫县进行参观学习,并在全国进行复制。光伏扶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旅游扶贫又是一个新的案例。涞县旅游项目实际是在原野三坡旅游区基础上,吸纳周围贫困户进行的一个扶贫旅游新项目。但涞县旅游扶贫项目有一个潜在条件,即在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近郊,周末北京天津市民就可以直接驱车前往旅游。由于贫困县很多都是山区,山多水好,适合发展旅游业,也符合现在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要找出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且要做出特色,不要千人一面。发展旅游业有一个前提性条件,即需要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配套酒店服务业等设施。很多贫困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高速公路和高铁无法直接到达。如果解决这些问题,再配合本地文化和历史,则可能形成特色旅游业。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毫.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2〕洪名勇.开发扶贫瞄准机制的调整与完善〔J〕.农业经济问题,2009,(5).
〔3〕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
〔4〕徐旭初,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现实走向:制度、立法和国际比较——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立法安排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5〕贺雪峰.贫困的根本与扶贫的欲速不达〔J〕.决策探索,2016,(5).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 1991.48-49.
〔7〕贺雪峰.南北中国: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的中国区域差异〔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8〕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学习与实践,2015,(2).
〔9〕丁帆.文明冲突下的寻找与逃逸——论农民工生存境遇描写的两难选择〔J〕.江海学刊,2005,(6).
〔10〕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2015,(2).
〔11〕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7.
〔12〕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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