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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
作者:余金成  发布时间:2018-09-04  查看次数: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
 
 
余金成


〔摘要〕社会主义归根结蒂是一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改革即生产方式再选择。如果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用——完善”属于“在路上”性质的话,那么,初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定型”则具有“在路口”特征,其间经历了三大发展过程:邓小平从方法入手选择市场经济,确认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生产力;江泽民、胡锦涛立足战略布局坚持并改造市场经济,明确社会主义需要共同富裕生产关系;习近平顺应规律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关键词〕新时代;初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2-0049-08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归根结蒂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中国改革从根本说来,就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再认识和再选择。就此而言,中国改革确认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入认识的产物。
市场经济奉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利用利益差别激励劳动,其自发趋势是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与市场经济牵手能否真正成功,关键在能否最终实现该目标。应该看到,中国改革是运用“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彼岸的,对后者的认识客观经历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逐步深化的逻辑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则在不同发展时段相应具有了“方法入手——战略布局——规律要求”等三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定位。
   本文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述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的统一,做出探索性的分析研究;并以此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探索——定型”到“运用——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自发贫富分化走向自觉共同富裕的过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先进生产力

     改革之初,邓小平痛感文革过后国民经济凋敝、生产力严重落后于资本主义局面,认为这与社会主义性质相悖:“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1〕
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怎么体现呢?邓小平把市场和计划都视为发展经济的方法。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包括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政治权力,市场经济一旦融入这一环境,肯定能够被社会主义所用,变成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积极要素,而不会影响整体社会主义性质。
     第一,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本质与先进生产力一致起来。首先,邓小平把先进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基本标志。邓小平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考虑到计划经济落后于资本主义的事实,邓小平认为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是因为生产力滞后,现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必须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当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发展才是硬道理。因为人民,是看发展的实践,是从实践中通过生活条件改善品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不能陷入单纯的理论争论。不搞争论,是邓小平推进发展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他通过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维护了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权威地位,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现象得以大行其道。
    再次,在坚持先进生产力基础条件下,邓小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4〕完整表达了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在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第二,循着对先进生产力目标的追求,邓小平肯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首先,提出“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的原则。 “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5〕邓小平把重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视为最为重要任务,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市场方式——即利用利益差别激励劳动的方式——“让部分人先富”体现了市场经济真谛;接下来是哪些人“先富”?从逻辑上说,应该是能够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即创造帮助他人富裕条件的人先富,即劳动能力强者先富。先富者能够提供更多生产资源,这是形成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其次,通过竞争方式鉴别劳动能力强弱。既然劳动能力强者应该先富,那么,只有让劳动者进行公平竞争,才能对其能力强弱做出客观判断,而市场经济就提供了这种竞争环境。在邓小平看来,竞争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而开放鼓励竞争,能够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6〕
结论指向选择市场经济。邓小平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是手段。邓小平已经意识到“劳动”向“资本”转化的合理性,明确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能沿用书本上的传统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采用市场经济设置了政治条件。首先,邓小平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作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在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对中国改革要看最终的实践结果。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把改革重任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领导核心的忠诚与睿智上。
     其次,邓小平强调政治权力对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的作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7〕“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8〕
再次,邓小平强调改革的两条根本原则:“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9〕改革是又一次革命,需要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就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市场经济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坚持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而在生产关系领域坚持共同富裕目标,就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改革实践证明,邓小平创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经受住了考验。虽然囿于当时历史条件,邓小平只能从“方法入手”使社会主义牵手市场经济,而后来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比最初构想肩负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破冰之举,能够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为社会主义者深入认识市场经济现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条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

     市场经济呈现“生产关系”性质并成为改革对象是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革方向,市场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民营经济快速崛起,贫富分化迅速形成。当年恩格斯预言得到印证:只要是实行商品经济,无论从何种基础上开始,最终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两极分化局面。事情在于:如果改革搞出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为最终消灭阶级越来越充分物质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接受这种“资产阶级”存在——这不过是证明,人类迄今为止并没有达到真正消灭阶级现象的生产力条件,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使用“制造阶级存在方式”来积累这一条件。
     在江泽民时期,一方面社会生产力获得长足进步,形势喜人;另一方面是贫富分化严重,形势逼人。江泽民坚持了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地位。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了从战略上坚持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做了三方面工作:
    其一,对于市场经济所涌现的民营经济现象,强调需要重新认识——最终推出了“三个代表”理论。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样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与此同时,还要从政治基础去认识改革涌现的多种经济成分现象,扩大并稳固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经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衰落甚至瓦解了。这里面固然有复杂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广大群众紧紧吸引在党的周围。”〔10〕江泽民强调:自1992年正式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个民营企业家群体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割开来,推到对立面上去。第一,他们是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允许下出现的;第二,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主导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总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第三,他们原先大都是一直受党教育的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子弟;第四,他们的经营活动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总之,他们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工商业者。所以我们说,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同了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领域变化。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1〕“三个代表”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进行调整,前者用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同时是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先锋队代替了原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后者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这种调整使执政党得以接受民营企业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化解了该群体政治地位合法性的危机。
    其二,强调同时采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制衡市场经济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现象。
    江泽民明确提出应该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作用: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针对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正确估量这些深刻变化,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还要从政治上看。
    其三,提出理论创新问题,认为应该从三大规律意义上认识中国改革的实践发展。
    江泽民提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12〕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现象,需要理论创新。如果还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那些概念来解释当今的中国社会,解释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经营投资活动,显然是不适合的。那样,既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这个问题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还要继续研究,最终依据实践作出科学的深入的回答。“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确立了几十年,这是观察、分析和处理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政治上的大前提。因此,对很多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概念。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也不能简单地套用十九世纪时期的概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次七一讲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13〕
    比较起来,胡锦涛时期面临的形势又有所不同。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都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补充。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仍然取决于改革不断深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坚定不移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放在战略地位。运用好市场机制被看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14〕通过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以此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
     面对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一方面需要坚持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则需要运用科学的发展观念。中共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战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是统筹兼顾。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基本逻辑指向:继续追求“先进生产力”目标,其方略是坚持市场经济方式;与此同时,开始对其“两极分化”趋势进行制衡。“以人为本”虽然没有针对或否定市场经济对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但宣示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发展目标——如果说,利益最大化归根结蒂有利于劳动能力强者的话,那么,以人为本则强调了一般意义的人,即包括弱者在内的所有人;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并没有排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超出了市场一心逐利原则,强调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针对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滞后问题,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区振兴等举措,可以清楚地看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
    第二,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
     第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强调兼施并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要处理好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5〕
    在一定意义上,江泽民和胡锦涛阶段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入了生产关系认知和调整时期,这是与邓小平阶段强调生产力领域改革的很大区别。值此,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是在实践层面发生的,政治家侧重解决的都是可操作性问题。一些学者之所以在时隔若干年后,仍然主张回到计划经济轨道上去,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理论逻辑层面没有厘清有关。
     一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应该首先形成一种选择机制,使每一个分工岗位都能够找到与之客观要求相一致的劳动能力。市场经济合理性在于人们对社会分工岗位可以实行“自由竞争”,社会并不预先排除任何人对分工岗位占据权利,但只有真正体现分工岗位需要的劳动者才能入职该岗位。当然,占据了一定分工岗位,就意味着获得了相应利益地位。计划经济建立在对分工岗位人尽可为的判断上,而不是建立在分工岗位客观上要求相应劳动能力水平的判断上——这是其生产力落败的主要原因。
    总的判断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面临的是两项基本任务,一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是直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出现的生产关系问题。调整后者以使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是这个阶段业已开始的任务。比较起来,“三个代表”侧重于前者,“科学发展观”侧重于后者。双方对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依赖十分明显。这样一来,人们不能不惊奇地发现;政治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了独当一面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融入了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规定政府作用已经修改了市场经济对生产关系的规范。虽然一切都还在进行之中,但事情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这样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所展示的前景已经有望体现共同富裕目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2050年达到的目标,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一直走到“共同富裕”。这一结论标志着原生态市场经济经由优胜劣汰自发呈现的两极分化,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获得根本性改变;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对市场经济的采用,已经突破了对落后生产力“救急”的含义,同时也能够带来生产关系的共同富裕。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改革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已经从策略性举措演变成根本性调整。
    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牵手就不再局限于方法意义,甚至也不再止步于战略意义,而是变成了一种规律性质的要求。首先,社会主义者不用拘泥于市场经济是“方法”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视为其使用的“大限”,从而产生对目前改革战略具有不确定性的挂虑;其次,社会主义者不用因担心将来要退出市场经济而不肯大胆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产生对落实市场原则的某种动摇徘徊;再次,社会主义者将更为坚定地意识到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历史性地位,进而对全面从严治党是真正体现该作用的切实保证形成明确认识;最后,社会主义者能够一边旗帜鲜明地宣示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边理直气壮地表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目标。
    正如习近平在近期一次讲话中所说:“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16〕这样一种创新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改革,展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同时也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中国改革即将进入不惑之年,展示的是持续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其最显著的标志是经历了生产力艰难探索、生产关系创新变革之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模式的诞生。
    第一,“四个全面”塑造了完整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中“全面深化改革”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素构成”、“全面依法治国”规定了其“运行原则”、全面从严治党规定了其“价值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规定了其“初始成果”。〔17〕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具备生产方式性质:既有生产力、生产关系规定性,又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规定性;其中,要素构成体现前者,运行原则和价值目标体现后者,而初始成果展示生产方式的目标模式。
     新型生产方式最为重要的是理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关键则是解决好对政府作用认识问题。现在看来,政府作用并不限制于担任发展生产力配角,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需要扮演生产关系主角,通过促劣变优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五位一体”格局展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设目标,其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不同方面完整地展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该涉及的建设内容,全面表达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持续解决好经济建设问题,关键则是务必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完整体现上述“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完成两次超越:第一次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把生产力第一要素从“物”转变为“人”,或者说从充分发挥生产资料作用转变为充分发挥劳动者作用;第二次是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把生产力对劳动者资源的发掘从“静”扩大为“动”,或者说不仅注意到对现有劳动者的激励,而且注意到对未来劳动者能力的培养。
     第三,“五大发展理念”从整体上表达了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观,正如“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化一样,“五大发展理念”又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所展示出的发展观,“创新”与“开放”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市场竞争内在的需要;而“协调”“绿色”“共享”展示了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采用的原则。
    显然,“创新”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该基础往往需要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奠定和形成。“共享”是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志,而该标志需要通过循序渐进途径予以实现。
     第四,实现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前不久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此是一致的,所针对的应该是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任务。该任务的实质是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对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标志的传统社会主义必然性进行了论证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需要完成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主义必然性进行论证。从逻辑上说,该论证同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掌握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这里的难点和要害都在于如何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的仰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得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政治定力;二是取得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能力。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的就是政治权力的这种应然状态。二者都取决于全面从严治党能否成功。
      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解决共产党人理想信念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需要在人生观上迈出三步:第一步是通过“守法”分清公私——这是共产党人的底线尺度,也是政治权力获得社会信任的基本要求;第二步是通过“自律”先公后私——这是共产党人的普遍要求,也是政治权力形成社会基础的必要前提;第三步是通过“利他”大公无私——这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标准,也是政治权力获得人心凝聚的关键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都具有一定挑战性。市场经济是利用利益差别激励劳动,其前提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无论是先公后私还是大公无私,都要求共产党员对个人利益作出某种程度的牺牲。同时,这里又不是单纯的道德要求,而是需要认识到: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理想社会,归根结蒂具有经济性质,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的牺牲换取的将是整体利益的更大发展。这是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倚重“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需要仰赖“全面从严治党”。抓住了政治权力运用的这两个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一旦接通了共同富裕目标,它就能够沿着这一道路一直走下去,直至达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最终目标;其间人们不必考虑再度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他经济体制。如果说,当初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提下发生的话,那么,即便是我们可以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意味着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并不形成对抗。当然,随着共产主义阶段的逐步到来,以价值交换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会越来越失去存在必要性;届时,一般市场经济都将淡出历史舞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人类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也是人类市场经济的最后形态。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31,312.
〔3〕〔4〕〔5〕〔6〕〔7〕〔8〕〔9〕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70,172,52,274,365,372,226.
〔10〕〔11〕〔12〕〔13〕江泽民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342,2,338,342.
〔14〕〔15〕胡锦涛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6.629,628-629.
〔1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N〕.光明日报,2016-12-01.
〔17〕余金成,刘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成果〔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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