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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中认识中国政治
作者:王鸿铭  发布时间:2018-04-26  查看次数:    
 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中认识中国政治

王鸿铭

     〔摘要〕政治学概念“西学”百年的过程,使得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西学初步化到意识形态的全盘苏联化时代再到改革后不加批判地全盘西化,西方主流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具体实践并产生了诸多理论误区。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了将中华文明传统基体、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改革三十多年发展经验结合的有效性,这要求理论界基于西方的理论实践与话语体系在批判的使用中加以改造,在吸取了西方理论经验的同时,挑战性地批判改造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与中国实践具体经验并不契合的部分,形成中国自身的话语权建设,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作出中国的贡献。
    〔关键词〕社会科学理论;意识形态;西方话语;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1-0078-08

 一、历经“西学”百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理论
    是符合逻辑的并又被抽象化的产物,作为话语概念,理论又是被有意识地建构或塑造的意识形态;实践则常常是不符合逻辑而相对具体的产物,作为悖论性的模糊对象,实践既带有扎实可信的经验证据也可以被理论所高度概括。社会科学家们建构理论的目标是寻求一种超越时空与地域的普适性解决方案,而实践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求符合本土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经验,因此,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不拘泥于实践,它是实践经验被抽象化、逻辑推理化进而又被绝对化、意识形态化的结果,而新的实践往往是不合原有理论体系,从与传统理论“悖论性”出发而逐步摸索总结的实际经验。
    近代以来,伴随着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建立霸权性意识形态权力的需要下,逐渐被推广至全世界。如果按照张灏所说,经历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政治研究开眼看世界的开端,在第一个“西学30年”,也就是1919到1949年,寻求救国图存解决方案的中国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权利、公正、法治、宪政等政治概念进入到中国政治的认识研究领域,而传统的科举制、治道理想、儒法传统、天下大同等中国政治概念则被遗弃在历史的角落。但是,基于西方早发国家经验而概括出的建国理论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从辛亥革命后民初大开国会效仿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到袁世凯在君主立宪和军事独裁面前犹豫不决以至于最后错误地选择“重回帝制”,再到形式上统一全国的蒋介石在借鉴美日建国思想的“三民主义”与借鉴苏联革命实际的“党治国家”之间徘徊不前,最后只能以“弱势独裁”的身份建立无效治理的民国政府。中国的政治家及其幕僚们在这30年间几乎尝试了所有西方早发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概括的政治理论,但无一取得成功,或许如今还有许多“民国粉”怀念那个所谓百家争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但没有实际政治效果的观念理论试验,其争论再热闹也不过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既连接了外来理论又与中国实践相符合的理论体系,如果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回顾中国革命历史传统,可以想象,在高度依赖共产国际指导共产主义革命下的中国共产党要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人民军队”“三三制”等一系列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得出的实用可行的实践方针是多么的不容易。“毛泽东思想”是既有理论中国化的产物,也是突破既有理论条条框框的产物,更是从实践出发最终概括出理论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毛泽东思想”所指导下形成的“延安体制”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及国内内政环境下,不得不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此带来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政治研究的意识形态化,这样的意识形态化同样也是全盘的“西化”,不过是全盘向前苏联学习。显然,意识形态地全盘照搬,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界和中国政治研究陷入到万马齐喑的环境,“一家独大”取代了原有的“百家争鸣”,中国政治研究从一个极端迈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不了基于新中国建设实践而提出的新理论,没有新理论同样无法指导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由此只能在错误的实践中循环,很难在反思中总结,大跃进的失败和十年“文革”浩劫就是忽视实践及其相应理论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迎来了第三个“西学30年”,从1979年至今,中国在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下重新开始了拥抱世界、进入全球的过程,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重新进入中国学术界。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停滞,打开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比之前的两个“西学”过程更要渴望快速发展,更要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理论成果,与此同时,二战之后具有强烈学术使命感的西方学者们历经了现代化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构建,在80年代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模型塑造更为成熟,他们不光想改造自己,更使命感地希望改造整个后发国家乃至世界。于是,我们发现在这个逐步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威权主义、公民社会、公民身份、公民文化、政治过程、利益集团等新概念被引入到经过60年西学洗礼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如果在第一个西学引进过程中还存在中西争鸣、传统对现代的拒斥,第二个西学引进过程还有意识形态因素、是国家主导的行为,那么在第三个西学时期,几乎是整个国家与社会层面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不加批判地照搬西学时代。套用马克思的话,“中国的实践经验无法表述自己,只能被西方理论所表述”,理论引领着实践,同时理论话语也塑造着实践结果,抽象概括着实践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过程在缺乏历史感和辨别真实感的话语体系中,很多有用的中国经验却成了西方观念的“囚徒”,以至于中国改革在许多事情上做对了,却被理论学界说错了,迷失了正确的改革前行方向,也使改革裹足不前,贻误时机。
    二、“全盘西化”话语下的理论实践误区
    在中国今天,历经三个西学时期全盘西化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在认识中国方面已经与实践经验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误区,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是无法完全解释和反映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但如果盲目地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我们认识中国只会停留在作西方主流理论的“脚注”,而没有根据中国实际出发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描述。事实上,在改革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在经济模式上为世界提供了快速崛起的基本经验,同样在政治模式上展现了大国有效治理的典型范本,还在文化模式上贡献了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白人优越论不同的文明内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模式经验似乎还没有得到政治学者的系统概括和深入总结,既不能产生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无法形成与西方既有理论的对话,更造成舶来的理论模糊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带来认识上的误区。
    (一)“自由民主”理论与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实践
    二战之后意识形态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处于冷战的微妙时期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各种不同的基金会提供大量的资助资金,把学术研究的重点从传统的西欧转向到发展中国家,催生出来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热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发展理论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热潮而出现,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即是按照西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论构建起来的过程,只要有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国家一定会走上和早发国家一样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依托着经典的社会科学理论,“自由民主”这样简洁有力的话语体系被建构出来,自由主义源自于工业革命之后逐渐产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个人权利出发到实现国家权力,民主则源自于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认为多党竞争下的公民一人一票选举民主的实现就能使得后发国家走向早发国家成功的道路。诚然,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式话语曾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们曾经解构了前苏联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造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至于福山斩钉截铁地高呼“历史已经终结了”,但在更多缺乏同质化条件的后发第三世界国家,“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不是迈向国强民安的金钥匙,而是带来国家分裂、经济停滞、社会分裂的毒药。
    囿于“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西方学者们始终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会走向从所谓威权到民主化的历程,他们用“民主—非民主”两分法概述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模式,用多党制、三权分立、选举民主这些西方的制度表现形式来管窥中国的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民主集中制不属于传统民主理论的概念范畴,但极权体制又无法描绘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体制甚至执政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2002年他们看到执政党在“后强人时代”完成了第一次权力和平交接之后,善于制造概念的西方学者把“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帽子扣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上,在民主和极权中间制造一个概念———“威权主义”,并在概念前面通过添加各种不同的形容词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加以描述,“韧性威权主义”①“碎片化威权主义”“协商性威权主义”“争议性威权主义”“审议性威权主义”,不同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自由民主”这样的西式话语体系同样被引入到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这个不加批判地照搬西学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话语被主流西方理论所占据,同时也带来了改革以来,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研究习惯。由此更带来学术界的“左”右之争,认为接受西方理论的学术研究就是右的,而倡导中国理论自信的学术研究则是“左”的,在扣帽子的学术研究之下偏离了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无法客观地认识中国政治,相应地无法产出有价值的学术理论。
    但事实上,这样关于中国政治模式的判断完全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的现实作用,忽略了与早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以“商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道路的差别。不同的革命环境决定了不同的革命发展道路,英美国家并没有面临社会总体性危机,相反社会自治的传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重商主义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为中心的政治发展道路,德日两国则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针对国家内部结构存在着地方封建主义的传统,通过加强中央政府权威,以国家为中心开展改革运动,从而迅速地完成了现代化,赶上了英法等先发国家。而中国在面临社会总体性危机和地方结构碎片化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政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团体,打破专制势力的控制,将一盘散沙的社会阶层重新组织在一起,达到重建国家的目的,并以政党为中心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构建党治国家体系,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而与二战后新兴的后发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代议制政治体制不同,相似的革命环境却孕育出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将中国革命与印度、菲律宾等八个人口过亿的后发大国相比较会发现,正是因为中国在革命进程中形成了一个绝对性的统治权威,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原则,才能强有力地集中力量办大事,整合起来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实现了国家能力的迅速发展。其他这八个人口过亿国家面临与中国类似的革命环境,却没有产生出权威性的核心组织,无法动员整合起割裂的社会结构,导致碎片化的社会不断削弱国家,国家政权在没有建立起强大国家能力和法治的基础上引入西式民主,使得羸弱的中央政府反过来更加割裂了早已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国家能力面临社会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很显然,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处于二战之后同一起跑线上的这九个规模类似,体量相仿的后发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最前面。
    可以说,对比西方既有理论,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吸取了革命成功经验,采取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围绕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了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同样实现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混合经济模式的改革经验
    在经济模式上,如果盲目地把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经验置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框架中,会发现如同许成钢和魏兹曼曾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悖论那样———“按照一种形式标准的主流产权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种引起经济灾难的、极端不现实的方案,在现有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应该是没有效率和无人负责的”,这一悖论事实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经济方面对于“中国模式”为何能够取得成功的普遍困惑。〔2〕
    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同样也是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既有理论与现实经验相碰撞的结果。张维迎更多的是站在理论层面从专业性的技术角度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国家实行的产业政策就等于计划经济,这样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重现,同时也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违背市场规律,滋生寻租空间,使得创新失败;而要使得创新成功的唯一路径就是给予企业充分的自由,而政府不应该给予任何特殊的政策保护。林毅夫则更多地结合了自身在世行工作的经历以及对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调研实践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而有效产业政策的实施更离不开“有为的政府”,许多国家实行产业政策失败的教训就在于它们违背了自己发展的比较优势,错误地选择了发展战略,使得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国际市场中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只能依靠政府无底洞式的财政补贴生存。可以看到,从实践经验知识出发的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中需要“有为的政府”保障“有效的市场”,而从技术理论知识出发的张维迎则强调经济发展中需要通过“最小的政府”来保证“自由的市场”。
    但很显然,从既有理论出发的张维迎犯了很严重的实践经验错误,总结中国改革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有效推动,试想如果没有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和地方创新也不会如火如荼的展开,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对市场经济的高度力挺,民营企业也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果没有2001年中央政府在世贸谈判的坚定决心,中国恐怕现在还没有拿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入场券,这些改革经验都是全盘西化的经济学主流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实际上,即便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对自身重大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并不小,欧盟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环保能源政策每年的人力物力投资也不惜血本,面对老龄化危机的日本则是在政府大力推动下进行相关产业的研发。而东亚四小龙没有哪一个不是依靠政府的强有力产业政策实施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台湾之于半导体、电脑集成技术,韩国政府之于三星、LG这些大财团,新加坡政府之于电子工业、制造业,中国香港政府之于服务业、对外贸易行业,“发展型国家”概念就是对东亚四小龙政府正确地选择了产业政策从而实现经济腾飞的理论提炼。而从西方观念舶来理论家们却忽视了这些,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几乎不存在能够在激烈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自发的产业政策,而这样的实践经验显然不是既有的经济学主流理论能够完全解释的。实际上,中国经济腾飞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化道路,基于当代中国改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内市场”(marketinstate)下计划与市场、国有与私营交织的混合经济模式或许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和经济腾飞的关键,可以说,正是采取了混合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统一,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张力从而迎来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
    不可否认,无论是主流的既有西方理论还是希冀建构出的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它们都存在一个共识,都是希望能够认清中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但实际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二战后所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取得了成功。中国改革实际与西方主流理论的“悖论性”决定了在研究中国自身方面,只有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实践经验出发,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共的革命资源和当代中国的改革经验与既有理论连接起来,才能看到中国实践的独特内涵,由此总结出属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体系,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与西方理论对话。
    三、基于历史和实践的理论提炼———社会学研究者们的探索
    3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经济权力逐步增强相配合,在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求知识理论不仅不能落后于实践,相反不仅要解释实践经验,还要为未来改革指明方向。但对中国理论界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们却认为,在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时代,知识短缺体现在理论界具备充分的书本知识却缺乏具体的实践经验,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导致理论界没有能力解释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及其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在面临创建中国化的政治理论体系,拿出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时这样的问题暴露得更为突出。①学者们的家国情怀固然可以理解,但其实也忽视了在百年西学引进的整个过程中,基于本土经验的概念提升也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效果,尤其是在本土化较早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毫无疑问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人际社会交往经验提炼而来的,作为区分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概念标准,在与涂尔干等西方社会学大师提出的“有机团结”“机械团结”中形成理论对话,并影响至今。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学研究在第一个西学30年的理论贡献,那么在后两个西学30年,单位制、项目制、压力型体制等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概念化的理论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单位作为改革开放前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结的载体,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特殊组织,如果说传统的宗族社会和家庭构成了旧的蜂窝型社会结构,那么城市里面的单位就构成了新的蜂窝型结构,城市里面人民的人际交往、权力关系、利益表达以及文化活动都被单位的边界所限定。基于单位的实践经验,社会学研究者们概括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新概念———单位制:所谓单位制度,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含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3〕
    项目制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针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实践而提炼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学者观察央地关系之间的集权-分权二分法,也不同于经济学和政治学者们关于是经济联邦制还是政治单一制更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争论,社会学者们结合自己对于地方官员们的访谈和调查,从“行政发包”“绩效合法性”“财政专项资金”等政治实际运作话语中概括而出的概念。在社会学研究者们看来,项目制是一个能够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和社会各领域统合起来的治理模式,它不仅是一个体制,而且是能够让体制运转起来的机制,决定着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如何决策的战略,能够解决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统一权威与有效治理的矛盾。〔4〕
    国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实践政治经验而凝练出的理论概念,它们根植于中国政治的具体经验,但却又不停留于经验,更加注重了理论对于经验的概括性描述,这样形成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能够与主流西方理论形成对话。同样,这些概念再返回到具体实践中去检验,又有助于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理解,还能为未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一定的价值导向和改革思路。“差序格局”、单位制、项目制等这种从本土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而来,在实际政治运转中检验,通过学者们研究提升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契合中国实际的原创性新理论,深刻反映了中国历史和现实政治,更进一步地丰富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增强了中国社会科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理论贡献。
    四、民主集中制———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理论贡献
    要建构中国自身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政治,形成与西方既有理论的对话,必须要借鉴中国实践的具体经验,这并不是要完全反对现有的西方理论,而是要借助于它,鉴别出对于中国实践有价值的部分,发现出相应理论连接实践之间的矛盾点,形成我们的“问题意识”,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产生基于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这一基础上,如果单纯地仅用“西式自由民主”主流话语体系来丈量中国实践,只会带来南辕北辙的观察结果,把中国原本很好的政治经济实践视为有违既有理论的不正常发展,这实际上是理论不自信、观念上出问题的结果。
    中国原本有着很好的文明基因,两千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形态孕育了独特的中华文明,自秦汉以来儒法合一的官僚制政治体系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天下体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也是中华古代农耕文明直至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一直延续的民族精神精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作为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核心的治国理政伦理价值。如果忽视历史传统绵延而来的中华文明基体论,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面前盲目照搬西方话语体系无异于舍本逐末,这样既无法认清自己,也丧失了文化自信,更无法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提供属于中国的政治概念和治理方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是官方顶层设计的结果,但毫无疑问是从中国改革30多年的经验和中共的领导核心资源出发,重新认识中国现实政治下作出的新的战略举措以及理论贡献。在中国学者们看来,国家治理体系相当于现代化的国家权力,国家治理能力类似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负相关关系,有待于制度体系的结构设计将国家治理体系落实为国家治理能力。①而如果观察西方的既有理论,国家权力概念更多的是迈克尔曼所提出的一种“互动的权力制度化网络”,并把国家权力区分为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5〕但我们可以看到,迈克尔曼的权力四要素概念及其之上的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划分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分层和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程度,而从中国的政治实践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不仅仅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更重要的是在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网络互动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才带来改革的成功发展。如果仅仅套用迈克尔曼式的国家观,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源于专制性权力转变为基础性权力的话,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何况改革前30年的中国是否算得上是一个专制性权力国家还有待仔细讨论,恐怕按照迈克尔曼的划分,或许1949年到1979年的新中国更类似于专制的基础性权力。②
    实际上,在中国现实政治的运转中,国家权力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地方、国家-社会、政府-市场、行政-司法之间的制度体系架构上,国家能力则需要由这些制度体系去落实,这些制度体系的内在核心毫无疑问就是从革命中来、在现实中管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要将多元复杂的国家权力转化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制度组织力落实到实际的治理能力层面,同时需要依赖强有力的组织中介机制,那么民主集中制这样既符合中共领导的革命逻辑,也契合当代现实改革经验的组织原则就成了制度体系能力和实际治理能力相转化的核心联结机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政治组织原则所起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民主集中制,它既是党内部的组织原则,又构成了政治组织形式的基础,也是国家基本制度机构的组织规范,形成了以执政党为核心,将党和国家有效组织起来基础性制度原则。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构成的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历史内生演化性的产物,也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治逻辑。可以说,民主集中制作为革命年代形成的中共政治组织原则,有效地强化了群众路线下的政治参与,奠定了中共的组织基础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既实现了国家权力,又保障了人民权利,最大程度地展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使得社会在增强活力与创造力和重建能力与秩序之间保持高度的稳定。
    政体就是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根本性制度或手段。在中国,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政体,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关系原则,同时也是一个政策过程,在“国家———社会、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各个维度上把不同领域组织起来,展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组织力和国家能力,保证了国家机关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协调高效运转,又使得人民意志的统一与意愿实现了充分的结合,从而实现了集中领导与广泛参与的统一、充满效率与富有活力的统一。
    显然,民主集中制这样既符合革命历史逻辑的制度体系、组织原则,又展现了改革经验的强大国家能力,毫无疑问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最大优势、中国经验的最大特色。对比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遇到的困境,先发国家制度僵化,产生不了强势的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政府决策被利益集团裹挟,政策制定否决点过多,导致否决型体制、弱政府的出现。而那些后发国家只学到了西式自由民主的表象,而没有学到其内在实质,缺乏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只能导致后发国家面临着民主潮回流和劣质化民主的双重窘境,一人一票选举民主和多党竞争的盲目推行要么被寡头政治取代,要么陷入民粹主义政治困境,民主化大大超前于国家制度建设,只能使得这些后发民主化国家陷入权力危机之中。所以说,民主集中制这种从革命历史中而来、在改革发展中管用、在现实治理中有效的制度,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法宝,其优势在当今国家治理比较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家领导体制作为这一套制度的关键,民主集中制作为最根本的中国模式,在结合中华文明传统基体、中国革命历史逻辑和改革30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理论。这样一套从历史逻辑和现实经验出发的中国政治理论体系势必要求对于既有主流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概念加以批判性改造,这种改造既是改革实践的要求,也是形成中国话语体系的途径,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许从本土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出发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就能回答朱苏力的问题:“在借鉴了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6〕

 〔参考文献〕

    〔1〕AndrewNathan,AuthoritarianResilience,JournalofDemocracy,2003.
    〔2〕M.WeitzmanandXu,“ChineseTownshipVillageEnterprisesasVaguelyDefinedCooperativ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994,18(2).
    〔3〕李路路.“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13,(1).
    〔4〕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15,(2).
    〔5〕〔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上)〔M〕.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69.〔6〕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序言.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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